批评有很多种。有的人只钟情于一种严肃的文学，以为天下真理为其一人掌握，凡是与此不相符的便破口大骂。有的人喜欢阅读的快感，注重文字的优美，凡是看到生硬的知识与思想也会破口大骂。还有的人一肚子学问，平生拥有太多的理论，所以，一旦拿到一部作品，便立刻会套用某种理论将此作品解读得神乎其神，千古一绝。这三种人都可以算是批评家。前两种批评算是真正的批评，第一种重意义与精神，第二种重文本与修辞。第三种则近乎研究和知识，但众所周知，目前多的是第三种批评。法国文论家蒂博代在其《六说文学批评》中也将批评分为三类：“一是即时的批评，即报刊文学记者的批评；其次是职业的批评，即大学教授的批评；最后是大师的批评，即公认的作家的批评。”我们共同的感觉是专业的批评多了，但大师的批评太少了。
我有好几个硕士，本是很有文采的，一进校，我就让他们写一些小说或诗歌的批评感受。每个人都是真正地读了要批评的文学作品，且他们的感受也是真实的。当他们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并拿来让我看时，我为难了。到底怎么评价他们的文章呢？说真的，除了思想还欠深刻之外，我觉得他们的文章都是美文，句句都是真切的感受，但是，从学院式论文的要求来看，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小学生作文。后来，他们修改成我们可以看到的学院式文论，我更是苦笑不得，因为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感受竟然荡然无存，到处引用的都是别人的语言，他们自己不在场了。这还是批评吗？
我曾经给他们推荐过若干篇20世纪批评家写的美文。如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中谈繁漪的那一节，评论家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和理解心走进了作品，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似乎跟着主人公一同生活，一同孤独，一同遭受无端的折磨、愤懑，直到忍无可忍地雷雨般地发怒。此种感性在现在的文学评论中已经很少见了。可以想象，钱谷融对于《雷雨》的熟悉犹如对自己的熟悉，他曾经无数次地玩味过这部作品和其中的人物，所以一旦他写下文字，就仿佛走进了人物的内心。这样的文章不是硬评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是动了情的。但是，在消费阅读的今天，在学院派八股文式的评论中，这样的美文已经不可能存活了。它必然被批评为幼稚和不懂学术规范。才情被扼杀了。我的学生们被迫放弃他们的感性、想象和充满才情的写作，被迫去大段大段地引用别人的东西。在那些文章里，到处都是双引号，到处都是重复的资料罗列，让人不忍卒读。
我还给他们推荐过傅雷批评张爱玲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这不但是一篇美文，而且是一篇十足真诚的批评范文。我愿意把里面的一些章节像说一件陈年旧事一样翻出来请读者再感受一次：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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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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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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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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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阅读这样一篇美文，你至少能得到如下收获：对时代的把握、深入的阅读、真诚的批评、深刻的人生体验、广泛的艺术修养。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对张爱玲的真诚劝告，还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及对于人生箴言式的体悟。而这一切都有机地深入他天才的写作之中。
今天还有这样的文章吗？当然少。可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即使有这样的美文，它还有发表的可能吗？当然不能。我们来到了一个过于注重规范而轻视才华的时代。我们把批评家都当成了工具。我们很少把批评家当成作家。而即使是作家，也被学者所轻视。
批评在今天失去了双重自由。形式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编辑不允许你有傅雷式的自由发挥，当然更不允许你随便地发表自己对文本之外的任何看法。钱谷融式的评论是不可能被发表的。这是莫大的悲哀。我们曾经熟悉的一些年轻的有才情的批评家，后来在大学华丽的召唤下，搬进了深深的充满纸灰味的高楼高府，然后，在那里造出来的文章，就再也不是原来的那种感性的、先锋的、年轻的美文了，而是充满了枯枝败叶的、到处都是知识罗列的学究式的考据文章。似乎他们再也走不进文本，同时也与时代疏离了。
我还给学生们推荐李泽厚的文章，尤其是评论陈独秀、胡适与鲁迅的那篇。大气磅礴、纵横捭阖、深入浅出、才华横溢。那不仅需要文学的修养，同时还需要深厚的哲学与史学修养。文学被嵌入时代的内核中了，它成为一个复杂时代最热情、最生动、最形象的那部分，在它的周围，弥漫和包围着其它的气体、空间和时间。那是何等壮伟的评论。可是，今天还有吗？今天文学不但成为知识最硬的那部分，而且成为一种门户很清晰的一派，仿佛从人类中分家出来的儿子，在边缘地带另建院落一样。从这里往人类的中心去看，已经有些遥远，想走也走不进去了。
今天，很多人都说要恢复文学评论的公信力，怎么恢复？我觉得还得从文学评论自身做起。文学评论首先应该恢复其鲜活的与时代贴近的形式，要解放其僵死的形式，然后要与时代接气，最后要养气，提气，使文学拥有鲜活、独立、自由的品性。这也就是批评的维度。我始终觉得，批评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要站在文学的本质立场上，维护文学的精神、立场、独立与自由，从这个意义上，对所有的文学都发出真诚的批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如傅雷对张爱玲的评论。作家和批评家应该像傅雷所讲的那样，要维护文艺女神的贞洁，要爱护她。另一个是要站在当下的维度来观察，把文学放进时代的气场去体验和批评，使文学始终与当下的现实密切相关，使文学与评论在时代中在场。只有这样，才不失其评论的中肯。评论不是毫无节制地批判，而是有见地发出真诚、深刻、让作家和读者都信服的声音。公信力也会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升起，挥动其灵魂般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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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第一个维度本身也有多重维度。从大的方面来看，文学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文字的形式，即文本，它包括结构、修辞等；二是文字背后的思想、精神，即文字背后的意义世界。老子说，空为用，实为利。前者是载体，是被利用的工具，后者则是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两者是一个整体，很难割裂。一个人说话，语言只是一个形式，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才是目的。即使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是如此。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常说的一个真理。但有两个人使这种存在发生了弯曲。一个人是索绪尔。他通过一本并不算厚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使语言从一种简单的载体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种独立可以存在的存在。这是不可思议的变化。索绪尔的贡献在于，将语言作为一种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使这样一种类似于空气的存在变得有了规则，有了其自身的秘密。另一个人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对于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提出“原初命名”这样一个诗学的概念，并且宣称：“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强调了语言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说明语言和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非要把语言与存在本身分开，那么，语言也就被吹散于空中，不可能有其形式了。在这里，存在就是一个意义世界。
白话诗歌从发端到现在，已经快百年了。在不同时期，总是有一些人对其形式进行探索。如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早期的实践主要在于格律上。“戴着脚镣跳舞”是他们对诗歌美与自由的总结。到了80年代的先锋时期，口语诗流行，诗人们追求汉字内部的韵律。但是，这两次探索都没有形成共识。诗歌的门槛越来越低，仿佛只要说话就可以成为诗歌。韩寒批评赵丽华式的诗人是会打回车键的人。可见，在诗歌的评论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标准，就像傅雷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失去了对文艺女神的贞爱。
小说的批评世界似乎稍好一些，但其实也是表象。小说的世界比诗歌要大，承载的意义广阔得多，这就使得小说的批评往往流于意义的阐释，对于小说本身的形式美讲得少了。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80年代初。那时是人被重新解放的时代。中期，先锋小说上场，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在那时，形式主义并非贬义，而仍然是一次关于文体的革命。它甚至就是内容。这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小说家在运用语言、叙事手段等方面显示了从未有过的聪明与机智。只可惜，这样一场美学上的革命在80年代末随着其它的运动都宣告结束了。
接下来是很长时期的缄默。从那个先锋文学的运动场上扬名的作家，再也不愿意到现实主义那种鲜明批判社会的运动场上。他们对文以载道的理解有些过了，以至于对道本身也产生了反感。他们只重视感性。理性退却了。这导致从90年代那场绵延数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之后长达近二十年的缄默。文学失去了声音。文学搬到了郊外。在广场上，发表演讲的是大众文化，是流行的声音。文艺女神在荒原上流浪。
我这样叙述，是要揭示一个真实，即批评的失范，批评的无意义。批评者与先锋派作家们一样，都在说一些形式主义的话语。到了新世纪之后，凡是有占名气的批评家又被大学的华美请柬吸引。这也没什么，问题在于，在大学僵死的学术机制下，批评家又被另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文所束缚。文艺女神彻底地隐遁了。
第二个维度看上去要好把握一些，因为每一个批评家都生活在当下，对当下的体认是最为真切的。然而，批评家的是否优秀也恰恰在对当下的把握中得以体现。因为当下的世界对于不同的批评家是不同的。如果说前一个维度体现了一种纵深的理念，那么，第二个维度就是体现横度、宽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经纬。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批评家在阐释一部作品时，套用了大段大段的理论，用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言说。你看了半天，先不说是否能看懂其理论，单就这样浩大的阐释，使人总是以为，评论的这部作品是当世也是后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没有了感性的解读。失去了最初的判断。也失去了横向的比较。
而最重要的是与时代的气场相隔绝。文艺女神也许无法原谅今天的批评家那种势利的、八面玲珑的奴才笑脸。今天的批评家太忙了，所要奔赴的名利场太多了。没有时间养气，更不要说养浩然正气了。批评家最神圣的那道门彻底地失守了。批评的公信力哪里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批评的宽度。也就是批评的视野。只是一个狭窄的纯文学视野，还是一个广阔的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文化视野？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的视野，还是一个世界文学的视野？抑或只是一个表相的社会视野，还是一个深层的人性哲学视野？这也许是今天批评家们面临的最大困惑。
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哗然而来，我们根本来不及准备和消化。批评家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静静地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去静修世界文学。然而，这个时代时间的速度变快了，人际的淘汰也变得更无情了，而那个修行的气场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欲望比任何一个时代更为强大。所以，只好去适应，只好去应场。结果，批评家的欢场上没有了文艺女神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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