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题材中，知识分子形象大概属于难写的一类。如程光炜所说，因为知识分子关注的不是世俗生活，而是精神层面，也因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会涉及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如何面对，需要写作者有直面内心的勇气。徐兆寿创作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恰恰描述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追寻、放逐、发现、成长、磨砺和内省。9月25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出版社、西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研讨会在京召开，李敬泽、张陵、梁鸿鹰、雷达、白烨、施战军、邱华栋、孟繁华、贺绍俊、李洱、程光炜、陈福民等二十多位评论家与会研讨，认为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是一部大说的小说。研讨会上，对知识分子写作应该如何展开的讨论，很有启示意义。
知识分子写作之弊，其中一点在于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都无法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话语的严重自我封闭。 ”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指出，他常常感觉知识分子生活在空中，生活在云里雾里，生活在自己话语的运行之中，而不向真实的经验敞开，甚至不向自己的真实境遇敞开，知识分子赋予自己伦理的正当感、道德的正当感，好似真理在握，沾沾自喜地在自己的话语当中运转，“这真是一个奇观” 。名曰真理，实为话语利益。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衍化出一种自我浪漫化，自我感觉很崇高。而《荒原问道》对当代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构成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回应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命题，其中最令他喜欢的正是作者的自我怀疑精神，作者的那种穿行于历史当中、同时也穿行在生活中的那种荒凉感，那种不能自我安顿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与此相对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写作为自己虚构东西，并把它们变成固若金汤的城池。比如，虚构出一个空前绝后的美好的民国时代，那真实吗？
知识分子写作可以写什么？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也曾盛行一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评论家雷达认为， 80年代的文本较多地局限于政治文化、政治批判，过于纠结于政治上的对与错，而后来的年青一代则转向将人性全面打开，从人生的复杂、心灵成长的曲折等来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革命和人的精神价值。《荒原问道》的主要骨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背景却十分广阔，打开了一个底层的民间社会，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和人写得很详细，回到了民间的怀抱。 “知识分子求助于劳动者，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困境。 ”徐兆寿的小说从校园到乡村，从荒原到都市，从苦难到异化，从专制到精神的失落，广泛地去思考生命、时间、生死、幸福、生存、性爱等等问题，把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成果融于其中，对8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发展和深化。雷达说，知识分子形象历来难写，易模式化、类型化，比如受难型、封建型、书呆子型、狂放型等，都是相对固定的，最熟悉的反倒最不好写。书中夏木在青年时期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把知识全部抛开，千万不要去当知识分子，一定要当农民。这让雷达觉得人物形象写得有些被动， “知识分子可能很灰心丧气，很痛苦，但是他不可能停止他的思考” 。
知识分子不应停止思考，也不应远离人间，知识并非唯一目的。一定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在不断地进行精神探索，在“问道” ，但是“道”与“道”不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小说告诉我们道与人相遇，道又在人生当中顿挫，道要在荒原中寻觅。小说告诉我们，通过那么多的对道的追寻，道却在自圣的专制中背离了人间的爱与幸福。这与其说写对道的一种苦求，不如说是对道的一种存疑，让我们想到道和生活、和人、和万事万物到底是什么关系。“走向荒原的道本身过于孤立，过于缺少温度，过于荒寒。 ”施战军指出，如果要强调道的话，应该回到道的原初意义，即“道法自然” ，否则道就是一种专制和暴力。李敬泽也指出，读人间这本大书绝对永远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大问题，“读书是我们拿手的，搞精神普及、知识普及是我们拿手的，但真正考验我们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去读人间这本大书，‘道’就在于此” 。小说中最后好问先生（夏木）写了一封信，说我在荒原上，我不读什么书了，我开始读人间这本大书，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读懂了人。文中夏木还说，知识蒙蔽了我的眼睛，思维限制了我探索无限的可能。李敬泽认为，知识不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但是怕的就是我们手拿知识，却只把知识当成了我们的话语利
益而无求真的热情，知识太多有时候可以使人求真的意志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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