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第三次任务
答：21世纪中国应对入世的承诺，以银行上市，引入外资战略合资者的方式对银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却引来了国内各界人士对“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争论。从网上很多数据看，国有银行每股价格相对于股市上其他股票确实低了很多。我认为问题并不在此，我们需要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所谓贱卖，不是股票上市时股价便宜了，而是作为国有企业，本来是全民所有制的产物，但现在却被少数人以极低价格收购 。为什么要贱卖呢，说白了，还是因为是全民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原所有者不是一个人，而是10亿个人，一人只有一点，所以卖少了大家都不心疼，卖多了购买者却会心疼 国有银行上市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巴不得多卖点钱呢，把股市搞牛了才上市就是这个目的。 关键是未来的法人股、职工股的分配才是是否贱卖的关键 首先我们不要总盯住别人的腰包，别人在我们这拿回了多少的钱。而是要看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占了多少比例。以中国的三大商业银行为例，外国资金投资中行、建行、工行的股份只有5％──10％对于这些小股东来说他们的收益在这几年会有很大的回报，可是我们呢？虽然向上面所说到的到2005年为止，中行的股权转让获得了10%的净资产溢价；建行的股权转让获得了17%的溢价；工行的股权转让也获得了15%的溢价。这个溢价比虽然不高，但我们要想一想，这十几个点的收益是在别人投资候我们占据着大股东的情况下的收益，如果净核算下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再有，一位参与国有银行引资谈判的外方高层说，最终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是谈判双方协商的结果，只要双方都认可这个价格，并且不存在强买强卖的情形，就不能说这是在贱卖国有银行。并且外资参股之后，这些银行的国有股权仍然占很大比例，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国有股权将来的价格。即使当前向外资转让股权的溢价水平不高，这些银行上市后，如果IPO价格以及市场交易价格大大高于战略投资者的参股价格，在境外战略投资者受益的同时，占大头的国有股权的持有者——财政部(国家)—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还有我国的政策是，单一银行的外资占比不能超过25％，单个外资投资者不超过20％，并且对投资者不是谁都可以的，要符合五个标准：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派驻董事；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技术和网络支持。
就像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对外商的投资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政策，那么现在呢？我们还需要招商引资吗？当然不需要。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并且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造成我们的工资水平低，各方面在国际上都很有竞争力。我们的银行也如此，股份卖的便宜与否，受益的多少，我认为不是国家的目的，而我们的金融企业向国际化又迈出了一大步，这才是主要的。
持银行被贱卖的观点的人主要依据是1.境外战略投资者从汇金公司平价购入中行和建行的股权，外资没有花费任何溢价，占了很大的便宜。2.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时，没有对中资银行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和计算。3.中国银行业的股权交易正演变为卖方市场的局面。
对这种认为国有银行被廉价地贱卖乃至威胁金融安全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当事者都做出了回应，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说："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发行上市(IPO)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两个环节，虽都涉及定价，但机制、对象、策略有很大不同，两种情况很难直接比较。从定价机制看，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定价是一对一谈判，IPO定价则是公开向国际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推销；从定价对象看，战略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战略投资者愿意与引资企业长期业务合作，共担风险，往往要承诺较长的股票锁定期，承诺竞争回避。公众投资者更多考虑股票投资收益，可能长期持股，也可能短期投机。因此，战略投资者在IPO前入资的认股价格一般要低于IPO价格；从定价策略看，引入国际知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有助于提高引资企业无形资产，提升引资企业形象和市场价值。因此，在引资定价过程中，按国际通行惯例，通常都要考虑无形资产的价值。"又说："如果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增加、财务信息不真实，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这才是真正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在报社记者时说："交行和汇丰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赢战略，不能从汇丰赚钱就得出我们亏本的结论。每股1.86元的入股价格，相当于交行2003年末每股净资产的1.76倍，此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市净率最高的是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的1.8倍，最低的是花旗银行入股浦发银行的1.54倍，我们的定价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汇丰入股使我行资本充足率及时达标，溢价部分使我行每股净资产上升了0.17元，相应提高了我行IPO的定价基础，汇丰概念对我行IPO的成功和股价后市稳定都起到重大作用。另外，刚才我也提到了，股价上升受益的不仅是汇丰，国有股的增值更大。应该说，我们和汇丰的合作成效显著。通过合作，交行既引进了资金，更引进了管理、技术、人才和品牌，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与汇丰的合作是符合交通银行长远利益的。" 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回答得更干脆："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不把金融体系整治好，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可能中断，甚至可能遭遇危机。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加快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改变'官商'文化，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现有的银行既不是金山也不是废墟。如果不真正从机制上脱胎换骨，那么国内许多银行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不能够为正值，反之可能为负值。一个负价值的企业或行业，股票是发不出去的，更谈不上卖得贵了还是贱了。"
银行"贱卖论"之争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国有银行改革攻坚之复杂、之艰难，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人们，金融改革等不得也急不得，对于种种可能出现的失误甚至是风险，应以殚精竭虑之心充分评估，应以如履薄冰之心小心操作。但是，它却不能引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困难已大到难以克服，市场化改革的路走错了。一句话，国有银行改革既需要大智慧、大魄力，也需要大胸怀、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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