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岁大的唐山人在酒席宴桌上或品茗之时，面对桌几上的精美的唐山陶瓷，往往回忆起他们年轻时使用过的“洋灰瓷”器皿。“洋灰瓷”名称的由来，同启新瓷厂是分不开的。
1921年，启新洋灰公司建成新厂（东厂）后，老厂（西厂）的窑炉及部分机器设备厂房等闲置起来。公司经理李希明决定，在老厂院内附设一个生产陶瓷的车间。产品很快就问世了。因为这种陶瓷制品是启新洋灰公司出品，所以人称“洋灰瓷”。
“洋灰瓷”投入市场后，由于原料不佳，工艺落后，生产出来的瓷具胎子厚，釉面灰暗，所以较之外路瓷，尤其是江西瓷大为逊色，竞争力不强，销路不畅。李希明意欲停办。然而，这个公司的总技师德国人汉斯·昆德却持另一见解。他认为，唐山附近有丰富的矸子（即矸土，陶瓷原料）资源，又有开滦优质煤作燃料，加之劳动力廉价，本人又有技术，因而是有利可图之业，愿由他个人承包经营。
汉斯·昆德是德国化学博士，是被启新资本家聘请来创建洋灰厂的。启新的洋灰从试制到创出牌子，打开市场销路，汉斯·昆德是起了一定作用。启新资本家认为这个破烂瓷厂闲置起来，倒不如交给汉斯·昆德去办。1935年，昆德接手经营，起名叫“启新瓷厂”。这个瓷厂并没有在官府立案，名义上是启新洋灰公司的部门之一，但公司对它的产、销概不过问，亦未投资。厂房设备借与其使用，生产用的水电也给予供应。这时，人们习惯上称洋灰公司为“东厂”。对瓷厂则称之为“西厂”。
昆德接办后，全厂有工人360余人。除生产茶具、饭碗、痰盂等日用瓷外，新添了嫁妆瓷如大掸瓶、茶罐、帽筒、扣碗等。改变了原料配方，瓷质稍有改进，营业状况逐渐好转。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德盛瓷厂学习外地经验，瓷具的造型及质量提高很快，独霸了京东陶瓷市场，致使启新瓷厂的营业又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汉斯·昆德根据他对欧洲人喜欢造型奇特的中国古代人物瓷塑的了解，认为生产精美的工艺美术瓷人，在国外可能开辟出新的市场，赚大钱。于是，启新瓷厂除还生产少量的原产品外，新上了工艺美术瓷人，如大肚弥勒佛、罗汉、关公、菩萨、八仙人、古仕女等。由于这种瓷人是模制泥注成型的，从形到神的艺术性都远不如我国民间手工艺瓷人，且瓷釉面色泽欠佳。结果，这批产品运到国外，却销不出去。营业从此一蹶不振，资金周转不灵，积欠工人工资甚多。启新资本家趁此逼债，汉斯·昆德一气之下，拔枪自杀了。
老昆德死后，他的儿子熬特·昆德继承了父业。熬特·昆德是德国窑业专门学校毕业，虽然当时只有20余岁，但比其父经营有方。他残酷地压榨工人，改革管理制度，制订新的措施。没有多久，就将一个奄奄一息、行将倒闭的厂子起死回生了。
熬特·昆德的经营原则是“少投入，多产出”。这个厂工艺流程很不合理，原料粉碎间在楼上，需要人力抬大筐运上运下。这在小昆德看来，中国的劳动力贱，而改造设备则需花很多钱，所以，只要能多赚钱，宁肯多用苦力，也不改造设备。小昆德还利用烧窑的余热，在成型（制造）间内引入地下烟道，充作烘干设施。这项措施苦了工人，但有利了生产。制坯工人春夏秋冬都在烘干室制坯，劳动条件很差，特别是夏天热得难熬。但是，坯子干燥快，而且省去烘干工序及烘干设备。降低了成本，大赚其钱。为了加速窑炉的周转速度，提高利用率，小昆德总是叫监工督着工人抢出热窑。出窑工人把破湿麻袋顶在头上钻入热窑，等工人把产品搬到窑外时，头上顶的湿麻袋已被烘干，有时烤糊，甚至着火。这样，他的两个窑炉就能顶3个窑使用了。他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用比较简陋的设备，生产一批一批的产品，攫取了巨额利润。
熬特·昆德接办后，在生产上采取了一些重要技术措施。首先是改变原料配方，以本地矸子和进口德、英等国矸子配合使用，从而提高了瓷的质量。接着更新产品，增加花色品种，试制卫生瓷，高低压电瓷瓶、化学瓷、铺地砖，这些均陆续成功。在我国国内市场上，这些产品以往全靠进口，启新瓷厂的产品试制成功，便成为国内市场上的独一份，因而获利甚丰。为了保证高压电瓷瓶的质量，昆德不惜巨资，从德国购买了高压试电机。因为高压电瓷瓶的生产工艺复杂，从成型上釉到烧制成品，肉眼看完好无损，但不一定能使用，需要经高压试电机加以检验，按规格能耐几万伏甚至几十万伏的电击，不被击穿，方为合格。该厂生产的高压电瓷，虽然质量全都过关了，可是销不出去。为了给产品找销路，熬特·昆德经过一番钻营，与法国有名的电气工业垄断组织——西门子公司挂上钩，把启新瓷厂生产的高压电瓷打上西门子商标，交西门子销售。这样，西门子公司买启新瓷厂的货比由本国进货省了钱，启新瓷厂产品打着西门子的招牌，也卖了大钱。
熬特·昆德的经营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产品只卖一等品。这当然与他的产品在当时是独家经营有关。按照他的经营方式，不论哪种产品，凡质量达不到标准，虽然不影响使用，也不妨碍观瞻，但也一律给予砸毁。这叫“少卖货，不少卖钱”。一则维护产品的信誉，二则避免二等品挤一等品的市场。他的另一个经营特点是敢冒风险。如大型耐酸瓷体积大，一窑只能烧两个，易变形，破损率高，别的厂家都不敢接买主的订货。小昆德艺高人胆大，他经过估算，把可能出现的损失加倍加到售价中，这样，不但可以补偿报废产品，而且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他还实行实物论价。在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产品卖出后难以购进如数的原材料，为了达到销货不吃亏，小昆德坚持销货时以实物论价。如高压电瓷几吨煤一件，大耐酸瓮高达几十吨煤一件。这样，企业经营就可以不受或少受物价波动的影响了。
熬特·昆德把厂子里的管理机构搞得很精干。全厂工人500余人，其中，有里工（固定工）130人，其余为随时可以辞退的外工（临时工）。当时，帐房先生不到20人，其他管理人员也不多。他的妻子、姐妹都在厂里管事。他自任厂长兼总技师，生产、经营、管理一起抓。
他对工人的管理依靠中国工头。王庆棠是总监工，以下有大头子、二头子，形成一个监工体系，欺压剥削工人。由于王庆棠忠实地为他效劳，深受熬特·昆德的信任和赏识。王庆棠原为老昆德的仆役，这个人勤学肯钻，自学英语、德语、偷偷学习昆德不传人的制陶技术。王庆棠当了总监工后，把他的弟兄子侄都安排到厂里管事，有的当大头子，有的当二头子，因此，工人背地里称启新瓷厂为“王家瓷厂”。1932年，工人罢工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反对抽钱（资方借口要降低工资30%）；一是要求解雇监工王庆棠。罢工3天，小昆德在工人压力下，只好答应条件，把王庆棠“解雇”了。实际上，小昆德还经常到王庆棠家去看望，并给王庆棠照开工资。一年以后，小昆德又把王庆棠弄回厂里，让他继续当总监工。因此，王庆棠对小昆德甚为感激，更加忠心效力了。
1935年，启新瓷厂与启新洋灰公司正式脱离关系。瓷厂占用的厂房及原洋灰公司的机器设备的产权，仍归洋灰公司所有。由瓷厂交纳租金。从此，启新瓷厂由熬特·昆德独资经营。但洋灰公司仍给瓷厂许多优惠待遇。瓷厂所用水电由洋灰公司供应。瓷厂可以继续无偿地在北山（红线沟）开采矸石。瓷厂可以无偿使用洋灰公司的铁路专线。昆德一家的住房更是依然如故。老昆德夫人和女儿仍住在洋灰公司给老昆德修建的别墅里（陡河西岸，现启新医院的地址）。小昆德和他妻子住在另一所洋房里（瓷厂西院，现在是唐山陶瓷厂工会），院内建有游泳池、马号、花房。松柏常青，鲜花四季不败，胜似花园。雇佣两名厨师，（一个做中餐，一个做西餐）、一名花把式、一名马夫，为小昆德服务。此时的启新瓷厂是鼎胜时期。熬特·昆德用剥削中国工人血汗钱，过着豪华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小昆德很神气了一阵子。这时，虽然市场不景气，但是由于外国产品来源减少，启新瓷厂的产品相应的畅销起来。德国和日本都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因而，在日寇统治下的唐山，德国经营的企业当然是更有仗势了。小昆德茶余饭后，骑着洋马东溜西窜，神气十足。这时期，昆德在厂内对工人的欺凌压榨更加凶残了。他雇一个俄国人看家（厂）护院，还雇一个会武术的中国人把门打更，门禁搜身。女工则由一个女门卫搜身。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粉尘飞扬，高温作业，没有一点劳动保护设施，老工人几乎都患有矽肺和风湿等职业病。当时的工人工资是每日5至6斤杂粮。有时年终增发一个月的工资，美其名曰东家的“年赏”。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飞来唐山。熬特·昆德主持的启新瓷厂被列为“敌伪财产”。当时，国民党经济部华北区负责人之一姒南笙（后任启新洋灰公司副总经理），委派李希明之子李进之以经济特派员身份，来唐接收启新瓷厂。李进之于11月到厂接管，工厂这时称为“经济部接收启新瓷厂”。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所“接收”的企业，一般是经过拍卖，然后变成私人财产。但是，启新瓷厂并没有经过拍卖。到1946年6月，李进之就公开抹掉了“经济部接受”字样，并自任厂长。同时，委任熬特·昆德为副厂长兼总技师。李进之本是少爷公子哥儿，只知吃喝玩乐，经常不在厂，厂里的管理大权仍操在熬特·昆德之手。厂里的办事人员，仍是原班人马、原规模、原制度。这时厂子组织机构如下图：
李进之这个经济部特派员，实际上已经窃据了启新瓷厂的占有权。此时，全厂工人仍为500多人。工人对李进之不称厂长，而称李东家，对熬特·昆德不称副厂长或总技师，称二东家。他二人也以东家自居。就连李进之的弟兄李勉之来厂时，也自称东家。1946年至1948年，该厂营业一直不错，获利不少。
1948年10月，即唐山放解前夕，厂长李进之、副厂长熬特·昆德、营业部主任白博（德国人）、会计席露丝（女、德国人）等先后携带工厂全部资产帐、往来帐、成本会计帐、各种表册，离厂去津。他们的个人财产及细软也全部带走。他们走时说是去津与华平洋行结算帐目，实质是把厂子的资金弄走了，作好了逃跑准备。他们临走前嘱王庆棠代管工厂。这时厂里已欠工人10月份工资30%、11月份工资25%。这些人到津后转道逃走。据说熬特·昆德逃到东南亚，又经营陶瓷去了。12月12日唐山解放，13日军代表率工作组进驻。从此，启新瓷厂就成为国营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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