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质量也叫人口素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群体所具有的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在这一概念中，“人口群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体；“条件”指人口群体认识和改造世界所具备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能力”指人口群体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状况及其作用的发挥。人口质量越高，人口总体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越强；人口质量越低，人口总体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越弱。整个人口群体的质量水平，体现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
要理解人口质量这一概念，需要明确三点：
第一，人口质量不是指某个人的素质。独立个体的素质不能代表其所在的人口群体的质量，特定人口群体的质量只能是群体中单个个体素质的一种综合反映。
第二，人口质量是人口群体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人口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和规定性，人口质量是其中最基本方面，我们考察人口时，不仅要考察人口数量，还要考察人口质量。
第三，人口质量体现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属性，人口群体的质量也相应地具有了社会属性，人口质量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口质量的发展虽然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但这些自然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
人口质量的内容确定为两个方面：人口健康素质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1）人口身体素质，是指人口群体的身体器官和生理系统的发育、成长和机能的状况，表现为身躯完损、体质强弱、耐力大小、智能高下、反映快慢等等。衡量身体素质的标准是平均身高、体重、坐高、青少年每10年平均身高和体重增长的速度，残疾低能人口比重、遗传患者比重、婴儿死亡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等。
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尤其是婴幼儿身体素质状况，对其成年的身体和智力发育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成年后的健康与智力发育状况受到儿童期生活的影响，比如低出生体重与成年后的许多疾病的发病率有关。残疾儿童发病率、低体重儿童出生比率等，都是反映人口群体身体素质状况的指标。
（2）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劳动生产经验，以及在教育培训中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劳动生产技能。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指标有:受各种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科技研究人员的比重，劳动者的文化构成，职工技术等级等等。
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是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家实力以及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条件，是参加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本”。经济的振兴、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2．人口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存在形式、分布状况，包括总人口以及某些特定人口在各类地区的分布，如城市人口分布、民族人口分布、残疾人口分布等等。特定时点的人口分布，是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不断作用的结果，是人口动态变化的静态反映，因此，人口分布是一个时点指标。
3．人口密度，是一定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居住的人口数量，是反映某一地区范围内人口疏密程度的指标，可以用“人数／每平方公里”或“平方公里/每人”来表示。
4.人口迁移 是指一定时期内人口在地区之间，永久性或长期性居住地的改变。人口迁移首先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口移动都是人口迁移。只有那些涉及到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永久性或长期性改变的人口移动，才被称之为人口迁移。而那些短时间的、不涉及到居住地永久性或长期性改变的人口移动被称之为人口流动。
5.中国人口城市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才真正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一些很明显的中国特色，总结如下：
第一，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是以一个较低的城市人口增加速度，带动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GDP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8%-12%的水平，但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不足5%。
第二，“计划性增长”是中国人口城市化的主体特征。虽然中国目前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但在人口发展问题上仍然是以计划为主，无论是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建制市（镇）的设立，都是依照国家计划进行的，因此，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国家调控的影响。1987—1999年每年约有近620万人农村人转变为城镇人口，但其中的80%是依靠行政手段，即通过“县改市”、“乡改镇”实现的。
第三，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壮大的城市体系，具有明显的行政等级特色。按照行政级别划分，中国的城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以及县级市。上级城市监管着下级城市，高级别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如更大的自主决策权，更多的财政投资，更多的预算外收入等。
第四，中国的城市化具有较为突出的地区差异性。众所周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省区之间城市化率存在较大差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上海(88.7% )与最低的贵州(28.24% )相差了60.46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城市化虽然发展很快，但总体来说仍然落后于经济发展。
6.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即人口新一代出生、成长和老一代衰老、死亡不断重复的世代更替过程。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人口不断更新，世代不断更替，人类自身得以延续和发展。
7．影响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因素
经济社会因素是制约人口再生产的主导因素，包括经济、婚姻家庭、文化教育、宗教信仰、道德、医疗卫生、政策法令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并进一步影响人口再生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因素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程度不断加大。
首先，经济因素对生育行为有很大影响。
从家庭人口再生产的角度分析，孩子的经济价值是决定家庭是否生育的关键。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论认为，随着家庭收入增高，孩子的成本增高而效用降低，家庭倾向于少生育子女。也就是说，生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生育水平越低。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水平，就是经济因素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表现。
其次，婚姻家庭形式对人口再生产有重大影响。
古代群婚制、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等婚姻形式，对生育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如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从个别家庭看，生育可能多，但从社会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则妇女生育率较低。人类的增殖与动物繁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类的生育受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制约。
第三，文化教育因素对人口再生产也有直接影响作用。
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愈高，意味着接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并有可能与生育年龄时间重合。人如果选择接受教育，就要放弃生育行为，这样就会直接减少生育最佳年龄时间，进而降低生育水平。另外，人口文化素质越高，对第二代的质量要求越高，而人口学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数量与质量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增加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可能会降低对孩子数量的要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教育因素愈来愈直接制约人们的生育行为。
第四，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生育和死亡也有直接的影响。
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是将使各种因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二是对人们是否能控制住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积极影响。在分析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时，不可忽视医疗卫生事业对人口再生产的作用。随着人类认识疾病、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体质健康状况越来越老，寿命越来越长，对生育行为的控制也越来越好。
8．人口转变理论
是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它描述了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商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历史过程。人口转变理论还结合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来解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并推论人口发展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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